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今年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中小企业在稳增长、稳就业方面发挥的基础性作用更加显著。不过，尽管整体呈现回稳向好趋势，但也必须看到，中小企业经营的恢复仍不稳固，部分中小企业仍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需要更加精准有力的金融支持。
相关的支持政策也可谓急管繁弦。8月30日，金融管理部门联合全国工商联召开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工作推进会，强调要畅通民营企业股、债、贷三种融资渠道；9月13日，财政部印发修订后的《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均旨在为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主体提供更大力度的金融支持。
不过，客观来看，中小企业固有的银企信息不对称、抵质押物缺乏、融资需求灵活多样等原因也影响了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支持。究竟如何理解当前民营、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怎样打破上述瓶颈，为中小企业提供更优的金融服务？围绕一系列相关问题，《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
《金融时报》：如何理解当前形势下，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朱青：在我国，民营经济对整个经济的贡献一直有一个“五六七八”的说法，即其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这诠释了民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当前经济恢复时期，经济呈现波浪式发展。在曲折恢复的过程中，宏观经济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就业形势，因此，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时报》：客观来看，民营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缺乏抵押担保物、信息不对称等多重难题，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体系下，银行出于风险防控需求往往会惜贷。对此，您有何建议？您认为是否有比较好的经验可推广、学习？
朱青：不能否认，目前总体来说中小企业经营比较困难，而且由于缺乏抵押担保物等原因银行对其借贷的风险也比较大，很多银行出于风险防控的考虑可能会对民营企业惜贷。但同时也要意识到，支持民营经济既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一方面，金融部门源源不断地向产业资本输送“血液”，以支撑其运营和发展；另一方面，金融部门要维持运行也必须依附于产业部门，并从后者分得一部分利润。
具体来看，金融机构应通过提高风险评估能力、不良贷款容忍度以及完善业务授权和尽职免责等措施，向更多的民营企业提供灵活精准的金融服务，以帮助它们渡过难关。在这方面，不少银行已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例如，兴业银行对民营企业建立了“六个专门”的工作机制，即“专门授权、专门审评、专门产品、专门考评、专门团队、专门不良容忍度”，优化和完善了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据统计，到2023年6月底，该行向民营企业贷款余额增长近4000亿元，增长比例超过50%，也是金融支持民企的生动体现。
《金融时报》：除了信贷支持，近期金融管理部门召开的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工作推进会上强调要强化畅通股、债、贷三种融资渠道。对此，您怎么看？
朱青：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长期依赖银行信贷这种间接融资形式。
国外一些国家的中小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例如，2020年，日本中小企业股权融资规模只占贷款金额的0.07%，意大利占0.2%，德国占0.25%，澳大利亚占0.4%，法国占1.9%，英国占4.1%。2022年20国集团（G20）和经合组织（OECD）发布更新版《中小企业融资的高水平原则》，其中也提出应当让中小企业能够得到各种非传统的融资工具和融资渠道，并通过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强化中小企业的资本结构。
这正是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考虑到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阶段，当前发展直接融资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扩大民营企业债券融资规模，有关部门可探索优化政策，给予中小企业发行债券提供政策支持和便利。
《金融时报》：在政策激励、跨部门合作方面，您认为目前还有哪些发力空间？
朱青：我觉得要比较彻底地解决民营经济融资难的问题，需要多部门合作。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税收优惠政策，下一步可探索研究成立由政府出资的专门给予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同时，我建议通过政府支持的中小企业融资工具来分散风险，并通过多边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或其他公共基金来促进中小企业的融资。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需要“挺身而出”，弥补市场的缺陷。
